这是金融界最具有颠覆性、最有争议性、最反对集中权力的想法，它的力量如此惊人，以至世界上每一个政府都在研究要利用还是禁止它；最狂热的自由主义者和暗网成员对其无比痴迷。如果你知道它的实质其实就是一个账本，可能会有点惊讶。
是的，就像会计账本那样。
这个具有颠覆性想法的起源显然就是比特币，它其实就是建立在一个数字账本上的交易及业务记录。这个账本上存储的是称为“区块链”的交易记录，而这种记录创建及维护的方式，恰恰是这种账本的突破性所在，也是其极具争议性的原因。比特币是在2009年由一个（或一群）化名为“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的人发布的，其设计目的是绕过银行及政府机构，而这些机构在过去几百年间一直扮演着金融体系守护者的角色。在传统的金融体系中有各种流程，这些流程时刻都被此类机构所扮演的中间人掌控，在每一笔交易中都抽取一部分作为利润；而在最坏的情况下，这些流程会成为某些人为造成的经济危机的根源。比特币的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让我们有望绕开这些流程。
在买这本书的时候，你可能指望能从中读到有关数字化未来的狂野想法，而我们现在给你展示的却只是“账本”而已。不过你要明白，在过去千年间的文明发展历程中，账本一直扮演着不可或缺的支撑性角色。书写方法、货币及账本三者的结合，让人们在亲属团体之外也可以进行商业活动，因此造就了更广阔的人类定居点；货币和书写方法在这其中的贡献广为人知，而知道账本作用的人一般都有研究过会计这门枯燥学科。
人类历史上首个账本技术的发明，可以追溯到约公元前3000年的古美索不达米亚（现伊拉克）。古美索不达米亚人留下了成千上万块泥板，其中大部分都可以归类为账本，包括税收、付款、私人财产、工人薪资等方面的记录。古巴比伦的法律体系，即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就是写在这样的“账本”上，不过大部分的国王都有属于各自的规则[1]。这类账本的兴起与第一批大规模的文明兴起有对应关系。
为何账本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如此重要？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定义了社会的扩张，但这只有当人们能够追踪相互之间的交易时才能实现。在一个小村庄里，每一个人都会记得某个猎人宰了一头猪，并信任吃了这头猪的人迟些会给这个猎人报酬（可能是一个新的弓箭箭头，也可能是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我们在本书中会不断看到“信任”这个词。不过，如果在一个大规模的陌生人群体中，要管理好跨社会阶层的经济关系，特别是考虑到在亲属团体的边界之外很难建立信任的情况下，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账本就是一种能够辅助处理这类问题的工具，这类问题通常具有复杂性，并涉及信任问题。人类社会是建立在各种交换行为的基础上的，而账本能够让我们追踪、记录这些行为。若离开了账本，21世纪这些巨大、繁荣的城市就不可能存在了。当然，人们处理一些涉及经济价值的事务时，总是会将一些人工判断及估算的因素引入记录的过程中，因此账本自身并不代表绝对意义上的事实，它只是一种让我们更接近所谓“大家都认同的事实”的工具。但是，各种社区和团体往往会将账本所代表的“事实”视为绝对真理，当账本掌握在那些图谋私利并有能力篡改账本的人手上时，问题就随之产生。其中一个典型例子是，在2008年，缺乏监管的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等机构的所作所为，让全世界遭受了金融危机的重创。
金钱本身与账本的概念有天然的联系。像金币和纸币这样的实物货币其实类似于一种保存记录的工具，它们也为社会性的记录任务提供帮助，其记录功能并非体现于某个书面的账户交易记录中，而是被分离到像金币和美元钞票这样的代币里；这样的代币，反映的是持币人从过去的劳动中应得的某些权利，这些权利可以用来交换商品和服务。
当人类开始进行跨越地域的金钱交换活动时，代币再也难以扮演这种保持记录的角色，毕竟付款人在向收款人付款的过程中，很难确保负责运输实物代币的人不会监守自盗。后来，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群银行家倡导了一种称为“复式记账法”的新型记录工具，为上面这个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我们会在下文对此进行讨论。在采用了这种记账法后，这些银行家推动了银行业向支付业务的方向发展，然后在接下来的几百年中，这种工具极大地扩展了人类交易活动的规模。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银行业的这个想法建造了我们所熟悉的现代社会，但与此同时，也放大了一个总是与账本相关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社会真的能信任负责记录的这些人吗？
比特币通过对账本机制的重新思考，试图解决上面这个问题。银行家自身并不一定可信，而且他们可能会通过不透明的收费来侵害你的利益。比特币正视这个问题，并首次将确认及维护交易账本的责任交给了由一群用户组成的社区，这些用户会检查彼此的工作成果，并就一份共同的记录达成共识，以此作为他们共同认可的“接近事实”的记录。中本聪将银行及其他中心化的记账者称为“可信第三方”，而如果能实现没有单一实体能够控制的去中心化计算机网络，就有望取代这些记账者的角色。这样的去中心化计算机网络集体产出的账本，就称为“区块链”。
在比特币网络中，一台台独立的计算机会集体对所有记录进行校验，因此其中的交易能够以点对点（即人和人之间）的形式发生，这与我们现有的信用卡及储蓄卡支付系统有显著的差异。在现有的复杂系统中，交易会在一长串的中介机构中流转，其中至少会涉及两家银行，一两家支付机构，一家银行卡网络管理机构（如Visa和Mastercard，即维萨卡和万事达卡），以及一些其他机构（取决于交易发生的地点）；这套系统中的每一个实体都会维护自己的账本，随后必须与其他实体各自的记录进行对账，这个过程会消耗时间和增加成本，并带来风险。当你在一家服装店里刷卡时，你可能以为钱立刻就转出去了，但事实上，整个过程需要耗费几天时间，才能让资金经过重重关卡最终到达店主的账户里，这样的延迟会增加风险及成本。如果使用比特币的话，尽管它还存在一些需要开发者解决的性能瓶颈问题，但你的交易只需等待10~60分钟就能清算完毕。这样，你就不再需要依赖那些各自独立的可信第三方去代表你处理这些交易了。
区块链账本的分布式特性，是比特币等点对点加密货币系统的关键架构特性。这样的去中心化架构是由一种独特的软件程序支撑起来的，它利用了强大的密码学算法及突破性的激励机制，引导记账人的电脑达成共识。在历史记录被大家接受后，任何人都几乎不可能再对其进行更改。
这样的结果是令人惊叹的，它实现了一种记录机制，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共同认可的事实版本，其可靠性比我们所知的所有“事实”都要高。我们将区块链称为事实机器，而它的应用范围远不止货币领域。
为了更好地理解区块链的“上帝视角”所能带来的价值，我们在此先不继续讨论比特币，而是开始研究传统的银行系统，因为该领域所存在的问题，恰恰是区块链应该去解决的。
信任泡沫
2008年1月29日，华尔街的雷曼兄弟公布了其2007财年的财务报表。这个机构在167年前始创于美国亚拉巴马州，它在华尔街扮演着基石的角色[1]。虽然在2007年，股票市场遭遇了一些冲击，且房地产市场也不太景气（房地产市场在此前已经火热很多年了，也是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但该年对雷曼兄弟来说还是个不错的年份。该机构在2007年录得590亿美元的收入及42亿美元的利润。这两个数字超过该机构四年前相应记录的两倍。单从其“账本”来看，雷曼兄弟的前景可谓是蒸蒸日上。
然而9个月后，雷曼兄弟却走向破产。
雷曼兄弟经常被视为21世纪信任破产现象的头号证据。它看着像是华尔街的一头雄狮，但真相揭露后，人们才知道它只不过是依靠可疑的会计方法，以图苟延残喘的一个负债累累的空壳。换句话说，这家银行当时在操纵自己的账本。有时，这样的操纵会涉及在财报季到来之际将一些债务排除在账本外。在其他时候，它为一些“难以估价”的资产人为地赋予过高的价值。当市场上资产抛售的现象出现后，残酷的真相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发现这些“难以估价”的资产完全没有任何价值。
2008年的经济崩溃为我们揭示了当时华尔街信任骗局的主要情况，这其中涉及大规模的账本操纵问题。人们发现，这些账本上记录的各种资产（包括那些带来灾难的信用违约掉期合约）的价值，到最后都只是空中楼阁。雷曼兄弟事件所带来的震惊之处，并非在于它的发生，而是在于大部分专家完全信任这些账本，直至一发不可收拾为止。
世界各地的政府及央行花费了数万亿美元去收拾这个残局，但因为它们没认识到问题的根源，致使它们所做的仅仅是恢复了旧有的秩序。它们对此事的既定认知是，这是一场流动性危机，市场因缺乏短期资金而崩溃，它们认为，“如果你曾经碰到过还差几百美金就能支付每月账单的时候，你就明白这事看着像什么了”。实际上，这些银行坐拥着据称很有价值的资产，但它们在现实世界中根本难以估值。它们只是简单地为这些资产赋予一些缺乏依据的价值，并将其记录到账本上。我们对这些银行投以信任，我们也相信这些账本所声称的事实。但真正的问题根本不在于流动性或市场崩溃，而是信任的崩塌。当信任崩塌后，其对社会（包括我们的政治文化）的冲击是致命的。
危机发生后，当局信誓旦旦地称，它们对问题已有解决方案。它们通过了相关法案，迫使银行业服从监管，并约束华尔街最恶劣的投机习惯。但对大众而言，当局所做的事情仅仅是救活了银行和大公司。大众的怒火逐步恶化，转化成Tea Party（茶党）及占领华尔街等运动。危机发生多年后，大众对这个体制的信任仍未恢复。我们只需要看看真人秀电视明星到美国总统的选举就明白了。当人们为特朗普（Donald Trump）投票并表达对精英阶层的反感时，他们可能会感觉良好，但至少对我们而言，很明显特朗普所能提供的仅仅是同样老旧的经济主张（只不过稍加粉饰而已）。我们现在并不比2008年的情况好多少。
现在，有一些指标可以表明美国经济已经恢复了。在撰写本书之际，美国的失业率几乎要创新低了，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创新高。但那些增长并非均匀分布的：顶层阶级的薪资增长比中间阶级高出六倍，而与底层阶级相比差距就更明显了。这样的现象已持续数十年之久，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还有此后支撑金融市场（其中聚集了富人的资产）的政策，让这种收入差距变得更为严重了。这是美国内外的民众觉得他们被这些曾在20世纪带来进步与繁荣的机构欺骗了的原因之一。Pew Research（皮尤研究中心）在对美国政府信任度展开的纵向研究中很明显地反映了这个问题[2]。2017年5月，对政府表示信任的公众仅占20％，差不多创了历史新低。Gallup（盖洛普调查）所做的另一项调查表明[3]，对美国国会表示信任的美国公民的比例已从1979年的40％下跌到2017年的12％；对报纸表示信任的比例已从38年前的51％跌到2017年的27％；而对大公司表示信任的比例已从32％跌到21％了。
在撰写本书时，连传统的美国共和党党员也在思考两个问题：一是特朗普到底是如何有机会当选为美国总统的？二是为何这么多人似乎都成为哗众取宠的不实信息及阴谋论的牺牲品？特朗普显然是个罔顾事实的谎言家，不过更大的问题是，在一个信任已被严重侵蚀的世界里，美国政府毫无作为，曾提供铁饭碗的公司现在都将工作外包出去，或干脆使用机器人，因此特朗普的谎言在选民所感受到的更系统性的失信行为面前，显得微不足道了。曾经备受信任的新闻机构，现在也不得不参与到那些传播可疑、不实信息的在线媒体的竞争当中，它们两者都被指责在贩卖假新闻。公众对机构的信任日渐被消耗，而缺乏修复这场崩塌的解决方案的话，美国的民主制度会日渐在政治家以及只会粉饰太平的媒体的掌控中持续恶化。
信任，尤其是对各种机构的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也是所有人类互动行为的真正润滑剂。当信任得以维系时，我们对它习以为常；我们会排队，遵守交通规则，并假设其他人都会做同样的事。在这些互动背后的信任并非出现在我们的显意识中。当缺乏信任时，各种事情就会一团糟了。这个残酷的事实可以在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地方得以体现。在那里，人们对其政府的治理及货币失去信心，这带来了恶性的通货膨胀、商品短缺、饥饿、暴力、骚乱及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不过，在西方世界，这个事实会以更温和的方式体现出来。随着政府官员和央行的银行家寻求刺激投资增长及创造工作岗位，它们开始印刷更多的纸币，或为有权势的参与者提供更多的便利，各处的民众开始对整个体制表示不满。这为世界带来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及英国脱欧事件，也带来了经济的失调。如果人们不再信任我们的经济体系，他们就不会承担风险，也不会再花钱。这里面的输家就是经济增长和发展。
账本及记录保持工具与信任问题有着固有的联系。为理解这一点，我们会探索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其中涉及一位热爱数学的方济会（Franciscan）修士，他完善了一套系统，在欧洲从黑暗时代进入繁荣扩张时期的过程中，其影响比直接为该扩张提供资金支持的Medici（美第奇）家族的银行家都更为直接。然后，我们会联想到雷曼兄弟的案例，推导出像区块链这样更为完善的会计系统，如何能为前述的社会问题提供答案。
信任与“账本”
一个公司怎么会在某年赚取了42亿美元，9个月后就走向破产呢？雷曼兄弟操纵自己的账本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它利用了其股东、监管者及大众的信任。在会计层面，雷曼兄弟利用各种诡计粉饰自己的账本，而这些账本恰恰是投资者及其他利益相关者在与一家机构来往并判断相关风险时，最为依赖和最重要的财务记录。雷曼兄弟的会计人员会在某个季度末期，将数十亿美元的债务从资产负债表上划走，并将其藏匿到一种称为“repo transaction”（回购交易）的记账方法中，但这种方法本来应用于短期融资，而非藏匿债务[1]。这样，当财报发布时间到来之际，这家公司似乎并没有过度负债。然后，当财报正式发布后，这家公司就会重新将债务放回账本上。这就像该公司在维护两套账本，一套是给公众看的，另一套是保密的。大部分公众接受了公开版本的账本上的数据，即雷曼兄弟发布的“事实”。2008年9月，这套账本上反映出来的严重造假行为越来越清晰。不过，问题的起源在于公众对该公司提供数据的盲目信任，而这种“信任”问题由来已久。
复式记账法在15世纪末的欧洲开始流行起来[2]，很多学者认为它为文艺复兴的盛行及现代资本主义的兴起创造了条件，但很多人并不知道具体原因。为何像“记账法”这么平凡的东西，会对欧洲的重大文化运动有如此重要的影响？
在将近700年间，“账本”已在我们的心中（虽然只是潜意识）等同“事实”本身了。当我们怀疑某个候选人的财产状况时，我们就想看一下他的银行记录（即其个人资产负债表）。当一个公司希望从公开市场上融资时，它必须将其账本公开给潜在的投资者；为在市场保有一席之地，它需要会计人员定期检查这些账本。得以良好维护的、清晰的账本，应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记账等同某种程度的“事实”，这样的发展经历了几百年；而它的起源，是在复式记账法出现之前，欧洲基督教界对借贷行为的敌视。其实古人对债务并没有抵触情绪，古巴比伦人在著名的《汉穆拉比法典》中也对此定调，为处理贷款、债务及还款提供了规则。不过，犹太基督教（Judeo-Christian）对商业借贷持有很强的反对意见。《申命记》第23章第19~20节写道：“你借给弟兄的，都不应收取利息。”《以西结书》第22章第12节写道：“你们中间有人在做职业杀手，有人收利息榨取暴利。且因贪得无厌，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竟忘了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随着基督教开始兴盛，这种反对利息的文化持续了上千年。在此期间，欧洲在黑暗时代失去了古希腊和罗马的荣光，也失去了大部分的数学理解能力。只有那些试图算出正确的复活节日期的僧侣，才真正需要数学这门学科。
在12世纪及十字军东征期间，欧洲人开始与东方世界进行交易，他们此时才接触到阿拉伯世界及亚洲创造出来的数学方法[3]。13世纪，一个名为斐波纳契（Fibonacci）的意大利商人[4]旅经埃及、叙利亚、希腊及西西里岛，并收集了很多数学论文。在他所写的《算盘宝典》（Liber Abaci）一书里，到处可见整数、分数、平方根及代数等概念，展示了这些新型数学工具在货币转移及利润计算等商业领域的用途[5]。我们今天或许对一些事物的计算方法习以为常，但在斐波纳契之前，欧洲商人对这些概念可谓一窍不通。他教会了他们如何计算比例，如何将一捆干草分开并收取合理的价钱。他教会了他们如何在一个企业里分配利润。斐波纳契的数学教会了人们此前并不知道的方法，让他们可以在处理商业事务时更为精确。
斐波纳契的新型计算体系在商人阶层大受欢迎，在其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是欧洲数学知识的主要来源。不过，另一同等重要的事物恰好也在这段时期出现，欧洲人开始从阿拉伯人那里了解到后者从公元7世纪就一直使用的复式记账法。佛罗伦萨及意大利的其他城市开始将这种新型的会计方法应用到日常商业往来中。斐波纳契为商业带来了新的度量方法，而复式记账法提供了将度量结果记录下来的途径。一个重要的事件终于发生了，1494年，即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 Columbus）首次踏入美洲两年后，一位名为卢卡·帕西奥利（Luca Pacioli）的方济会修士写下了第一本有关这种会计方法的全面指南。
卢卡·帕西奥利所写的《算术、几何、比及比例概要》（Summa de arithmetica，geometria，proportioni et proportionalita），是用意大利语而非拉丁语书写而成，目的是让公众更容易阅读。这成为第一本有关数学及会计学的流行书籍。这本书中有关会计学的章节取得了良好的反响，以至于出版商特意将其独立出版成册。卢卡·帕西奥利提供了通往精准数学的捷径。“没有复式记账法的话，商人夜晚就没那么容易入睡了”[6]，这是卢卡·帕西奥利在书中写下的话。他的书将技术性的描述与实用性的描述融为一体，逐渐成为商人阶级的自助书籍。
作为一名神职人员，卢卡·帕西奥利对复式记账法的关注有更重要的意义，因为他的方法帮助商人克服了教会对高利贷的蔑视。商人必须向教会证明自己的生意实际上对人类有贡献，而非有罪。在对中世纪的描述中，作家詹姆斯·霍（James Aho）写道：“人会贪图利益，但基督徒若如此，则会触犯怒火。”[7]复式记账法无意中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但这到底是什么呢？答案藏于《启示录》（The Book of Revelations）这本书中，该书讲述的是基督教有关最终审判的故事。该书写道：“我看见了逝者，不论其地位如何，都站立在上帝面前；一本书卷打开了；而另一本书卷也打开了，该书是生命之书；逝者会根据书卷上所记载的记录，据其所作所为接受审判。”
我们来解读一下：逝者站在上帝面前，打开了自己的书卷，而上帝打开了他的书卷（第二本书）。你可以将此称为“复式记账法”。“谁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之书上，就得被扔到火湖里。”通过这种简单的会计方法，商人阶级略施小计，使他们可以在生意往来时进行借贷活动。詹姆斯·霍写道：“复式记账法是基督教商人从幕后走向前台的共谋。”
卢卡·帕西奥利的书中可见圣经记录和会计记录的刻意关联。在首次介绍其复式记账方法时，他写道：“商人在记录生意往来时[8]，在每一笔交易中应该以公元纪年作为时间，这样他们总是能记着要遵从道德规范，而行事时总能谨记上帝的圣名。”
当高利贷从基督教对商业的不信任中解脱出来后，人们开始重新从事这种行当了。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是最先开始的，它将自己打造成欧洲境内匹配资金流转的中间人。美第奇家族的突破与其总是使用复式记账法是分不开的。如果一个罗马的商人想卖东西给威尼斯的顾客，这些新型的账本就解决了相距较远的人们之间的信任问题。通过在付款人的银行账户上记上“借”，而在收款人的账户上记上“贷”，这样的复式记账方法，使银行家可以在没有运输实物钱币的情况下，就能实现资金的转移。通过这种方法，他们变革了整个支付产业，为文艺复兴和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打好了基础。同样重要的是，他们开创了银行家作为社会的中心化的信任提供者角色，使银行家在500多年间持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因此，复式记账法的价值并不仅在于效率。账本被视为某种道德指南针，它的使用给相关的人带来了共同认可的道德准绳。当时的商人是虔诚的，银行家也是有圣洁之处的。16世纪及17世纪的三位教皇都来自美第奇家族，而做买卖的人会以崇敬之心开展交易。先前不被信任的商人成为品行端庄的社会栋梁。詹姆斯·霍写道：“卫理公会教派的创立者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塞缪尔·皮普斯（Samuel Pepys）、浸信会福音派（Baptist evangelicals）、自然神论信仰者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震教派（Shakers）、哈摩尼协会（Harmony Society），以及英国爱俄拿社区（Iona Community）在最近也表示过，一丝不苟地维护财务记录是一个主张诚实、有序和勤勉的通用行为规范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得益于在十字军东征期间从中东传入的数学概念，会计学开始成为现代资本主义崛起的道德基石，而精打细算的资本主义会计开始成为一个新型“宗教”的“牧师”。大多数人（当然不是全部）今天都很难将圣经所写的内容看作真理，但他们却很容易将雷曼兄弟的账本视为真理，直到其中的差异之处被揭露出来为止。
2008年金融危机最大的讽刺之处在于我们对会计体系的信任是如此之深，我们对此却毫无感知，我们在欺诈行为面前变得十分脆弱。即使会计人员是诚实的，有时候他们做出来的会计记录也不过是对事实的猜测而已。现代的会计工作，特别是在大型的国际银行中的会计工作是如此复杂，以至于它在实质上并没有多大作用。2014年，彭博社的专栏作家马特·莱文（Matt Levine）解释了一家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为何如此不透明[9]。他注意到，在该资产负债表上的一大部分资产的“价值”仅仅是建立于银行对其所贷出款项、所持有债权的可回收性及这些资产在市场上可售出价格的猜测之上，这些猜测都是以银行债权债务的抵销及同样模糊的估价过程为基准的。即便某个猜测只有1％的偏差，它也可能会让一个季度的盈利变为亏损。若要猜测某个银行是否有盈利，就如同一场突击考试一样。“我向你保证，这场考试根本没有答案”，他写道，“一个人根本不可能知道美国银行在上一季度到底是盈利还是亏损”。他称一个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实际上只是一系列“对估值的合理猜测”。如果像雷曼兄弟和其他陷于困境的银行那样做出了错误的猜测，那么就会破产。
我们在此并非想贬低复式记账法或银行。即使我们真的想这么做的话，将复式记账法的利弊加起来对比，它也显然是利大于弊的。我们的目标还是希望展示出在对这类会计方法信任的背后，所折射的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根源。现在的问题是，在我们遭遇2008年经济危机这样的重创后，是否有一种特定的技术，能够提供不同的记账方法，让我们在经济体系中重构信任？区块链的可靠性并非由某个银行担保的，它是一个由很多不同的计算机共享及集体维护的账本，它需要持续地接受公众的检验，其可靠性是通过一系列经由数学算法验证的账本记录来保证的。那么区块链是否能够帮助我们重构已失去的社会资本？
[1] 若要清楚地理解雷曼兄弟如何使用“repo 105”回购交易工具，可参考：Jacob Goldstein，“Repo 105：解释雷曼兄弟的会计诡计”，美国国家公共电台货币星球节目，2010年3月12日，http://www.npr.org/sections/money/2010/03/repo105＿lehmansaccountinggi.html·
[2] 玛丽·朴维，《现代事实史》（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8）。
[3] 同上。
[4] L.E.Sigler，斐波纳契的《算盘宝典》：列奥纳多·皮萨诺的《计算》近代英语版（Springer出版社，2003）。
[5] Jeremy Cripps，Particularis de Computis et Scripturis，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Pacioli Society，1994）。
[6] 来源同上，第2页。
[7] 詹姆斯·霍，《忏悔和记账：现代会计的宗教、道德和修辞基础》（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6）。
[8] Quoted in Jeremy Cripps，Particularis de Computis et Scripturis: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Pacioli Society，1994）.
[9] 马特·莱文，“美国银行在最后一季度或多或少收入1.68亿美元”，彭博视点，2014年10月15日，https://www.bloomberg.com/view/articles/2014-10-15/bank-of-america-made-168-million-last-quarter-more-or-less.
上帝协议
2008年10月31日，世界正深受金融危机之苦，中本聪发布了一份并没有多少人注意的白皮书[1]。这份白皮书上描述了一种名为比特币的电子货币，它无须任何国家背书。中本聪的电子货币的核心部分是一个能够让所有人查看但难以篡改的公共账本。这个账本实质上是一种数字化的客观事实表征，而在随后的几年被称为区块链。
中本聪将几个元素组合起来，发明了比特币。但就如几个世纪前的斐波纳契和卢卡·帕西奥利那样，中本聪并非唯一试图利用当时的技术去创造一个更完善系统的人。早在2005年，一位名为伊恩·格里格（Ian Grigg）的计算机专家当时在一个叫Systemics的技术公司工作，他提出了一种名为“三式记账法”的试验性系统[2]。他的工作领域是密码学，这个学科可以追溯到古时使用加密语言分享秘密的时候。自从阿兰·图灵（Alan Turing）的计算机破解了德国军队的Enigma（英格玛）密码机的加密方法后，密码学成为我们在计算机时代的大部分成果的基础。如果没有密码学的话，我们就无法在网上传输隐私信息，也无法在银行的网站上发起交易而不被别有用心之徒窃听。随着我们所用的计算机的性能呈指数级增长，密码学对我们生活的影响也越来越大了。伊恩·格里格认为这会为我们带来一个可编程的记录保持系统，从而杜绝欺诈。简单地说，三式记账法这个概念使用了现有的复式记账体系，并增加了第三套账本，即一个独立的、开放的、由密码学担保安全性的账本，任何人都无法篡改。伊恩·格里格将此看成是打击欺诈的利器。
伊恩·格里格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用户会维护各自的复式记账账本，但这样的数字化账本会嵌入时间戳，即用密码学为每一笔交易生成一个安全的、经签名的收条。在密码学中，“签名”的概念意味着一种比手写记录更为科学的方法，它会使用两串有关联的数字（或“密钥”）的组合，其中一个是公开的，而另一个是私有的，这样就能在数学上证明发起签名的人确实有权限这么做。伊恩·格里格预想其三式记账法可以作为一个运行于大公司或组织内部的软件程序，而那些经由签名的收条的顺序信息会存放到第三本账本上，并可以公开地实时检验。如果在此过程中出现了任何与带有时间戳的记录不一致的情形，就意味着有人试图欺诈了。想象一下，像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这样的骗子，他的手段只是虚构各种交易并记录到完全虚假的账本上，你就会明白一个能够在实时校验的账本所提供的价值了。
在伊恩·格里格之前的20世纪90年代，另一个有远见的人也发现了数字账本的潜力。尼克·萨博（Nick Szabo）是一名早期的密码朋克，他提出了一些与比特币底层技术相关的概念，这也是有些人怀疑他是中本聪的原因之一。他提出的协议的核心是在一个多方可以访问的“虚拟机器”（如由相互连接的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上存放的电子表格。尼克·萨博构想了一个复杂的系统，里面同时存有公开的和隐私的数据，既可以保护隐私身份，也可以提供足够的公开信息，以构建一个可验证的交易记录。被尼克·萨博称为“上帝协议”的系统概念[3]，从提出距今已经超过20年了，但它与我们在接下来的章节将会介绍的各种区块链平台及协议，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尼克·萨博、伊恩·格里格等人首创的这种方法有潜力创造一种无法被修改的历史记录，这样的记录即使是伯纳德·麦道夫或雷曼兄弟的银行家都无法篡改。这样的方法或许能够在我们用以相互交易的体系中恢复信任。
[1] 中本聪，《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https://bitcin·org/bitcoin·pdf。
[2] 伊恩·格里格，“三式记账法”，2005，http://iang.org/papers/triple＿entry.html.
[3] 尼克·萨博，“上帝协议”，http://www.fon.hum.uva.nl/rob/Courses/InformationInSpeech/CDROM/Literature/LOTwinterschool2006/szabo.best.vwh.net/msc.html.
一个就事实达成共识的新工具
如果各个社区要开展交易，并构建正常运作的社会，他们必须寻找一种方法，作为共同认可事实的基础。在21世纪的数字化时代，很多社区是在网络上成立的，它们之间的交易跨越了边境和不同的司法辖区，那么以前负责为我们建立信任体系的传统机构，要在这里发挥良好作用的话，似乎就没那么容易了。
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倡议者称，这样寻找事实的过程最好是以分布式的、没有任何单一的实体可以掌控的方式进行，这样就不会受到腐败、攻击、错误或灾难的影响。
而且，这里面的结果，应该使用难以破解的密码学方法处理，这样就能防止任何人在未来对其修改。这个方法利用了密码学，从一组庞大到不可想象的数字中，抽取一些代码，用以保护数据。由于可能性太多，通过穷举法去猜测每一个可能的数字需要耗费的时间几乎不可想象。比特币在2017年8月集合起来的哈希算力每秒能够尝试七百万兆组不同的数字。即使是这样，网络也需要花费45×1039年才能遍历SHA-256（用以保护比特币数据的哈希算法）可能产生的所有数字。需要注意的是，这个时间是现今对宇宙年龄的最佳猜想数字的3·6264×1028倍之多。比特币的密码学还是很安全的。
不过，该系统的会计记录的诚实性还是需要除密码学外的其他手段去保障的。它需要将其可追踪的、相互链接的顺序性交易记录开放给公众检验。这意味着账本需要公开，且支撑其运行的算法需要遵守开源的原则，它的代码需要让所有人阅读和检验。
同时，这套系统必须有足够的隐私特性和保护措施，为人们的身份及其数据提供保护，否则如果人们担忧自己的个人身份和专有的商业机密可能会被全世界看到，就不会使用这套系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比特币只使用了由数字和字母组成的一次性“地址”，这些地址是在用户接收比特币时随机生成的，也不会包含任何与用户身份相关的资料。不过这并非一个完全匿名的系统，将其称为“伪匿名”似乎更为合适。在比特币中，是可以通过监视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的交易流来追踪资金的，若其到达一个可以识别用户身份的地址时（例如用户在某个受监管的比特币交易所里提取现金的话），这个交易所就会记录用户的姓名、地址及其他资料。对那些极为重视隐私问题的密码学家来说，这个机制还不足够。因此，一些密码学家正在开发另类的加密货币，如Zcash（零币）、Monero（门罗币）、Dash（达世币），它们拥有超出比特币的隐私保护性能，因为它们不但在账本上保留了足够的信息，以让负责校验的计算机可以确保账户并没有被入侵或操纵，同时也采取了更完善的机制，去混淆用户身份。
不管是否需要这种程度的隐私保护方案，我们在上面展示的这种新型的账本系统，其分布式的、由密码学担保的、信息公开又能保护隐私的特性，可能会让人们恢复对社会的记录保存体系的信心，而且能鼓励人们重新参与经济交易，愿意承担风险。
托米卡·蒂勒曼（Tomicah Tillemen）说道，为了让社会正常运作，我们需要“就事实达成共识”[1]。他是华盛顿新美国基金会（New America Foundation）的主任及全球区块链商业理事会的主席。“我们需要设立一个共同的现实，让所有人都可以绑定到上面。在发达国家，我们有负责建立这些基本事实的机构，但这些机构正广受抨击。区块链有潜力抵抗侵蚀，创造一种新的景象，让人们可以就核心事实达成共识，但同时确保与隐私相关的事实不会泄露出去。”
比特币在货币这个重要的场景中展示了这个想法，它为货币用户提供了就交易达成共识的机制，让陌生人可以在互联网上利用一种独立的货币，安全地向另一个人付款，即使在没有美联储这类中心化记账机构参与的情况下，也能确保无法造假。
不过，这其中更重要的启示在于，一群人可以在不依赖于中心化实体负责仲裁的情况下，也能就各种事实达成共识。如果我们能像《人类简史》作者、以色列历史学家尤瓦尔·诺亚·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那样思考[2]，即人类社会组织的力量是如何来自我们构造并深信的一些有意义的故事（如宗教、国籍、共同货币的概念），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种系统的重要性了。人类文明的历史并非来自所谓的绝对事实（毕竟即使是科学认知也可能会有修改的时候），而是来自一个更为强大的事实概念——共识，即我们共同认为什么才是事实。这是一个社会范围内的协议，让我们可以越过疑心，建造信任，协作互动。思考区块链技术的最佳方法并非将其视为取代信任的工具（即无须信任的解决方案，这是很多加密货币的狂热爱好者极度推崇的概念），而是将其视为社会用以构建更大规模的信任、创立社会资本、带来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所需的共同故事的工具。
这个赋能的想法，解释了人们认为区块链能够为一切事物提供解决方案的热情，这样的热情还在持续增长。但这些热情有时候是过火了，或用错地方了。随着不同领域的人开始探索区块链在各自产业中实现去中介化及解锁新价值的潜力，他们意识到区块链并不只是一个金钱机器。如果区块链能够提供在比特币上达成的那种共识，那么最好将其理解为一个“事实机器”。
